地铁车厢打个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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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试前很忙也很紧张，复习阶段为了好好背书，每天上午下午各一杯咖啡才能保持兴奋。其实大学教育才是真正的应试教育，我们专业更恐怖，每到考试前都要记忆海量的拗口术语。太封闭太机械的教育造就了一群实力雄厚的娘子军，这好像是大学里的普遍现象。

期中之后的限选课，我有幸上了传媒系系主任易剑东老师的体育新闻评论。选这门课是由于非常偶然的原因，选课时我并不和本班同学住，等我知道有选课这回事时，想选的已经选不上，就傻乎乎的以为随便勾上一个即可。等到大三来了和同届学生住一起后，偶然听得他们聊天时相互比较起所选的两门课，这才知道期中之后也是要选一门的。所幸这时是开学第一周，还有补选的机会，于是在看了下铺的课表后，选了和他一样的课。

等上到这位老师的课时，才发现这是一位典型的文科老师，肚子里装满了岁月累计下来的例子，思维习惯性地弥散，往往能从一个分支上岔出去老远，等听众津津有味地和他一起绕回来时，会发现都已忘了当初想要讲想要听的是什么。他们对事例和细节有着惊人的记忆能力，往往有着良好的演说力和感染力，是天生的Story-teller。我常乱想，这些人的血液里也许流淌着说书先生的基因，若早生个几百年，便是在酒肆茶馆里显冒的好手。抖一身长衫，挥一手折扇，一具桌椅一壶老茶为衬，眉飞色舞、指点激扬之间能有千年风云际汇，几朝荣辱兴衰。生于当代，他们中的一些人能与电视结合，成为学术超男。易剑东就经常以体育人文学者的身份去CCAV做节目，奥运圣火采集那天的直播他做嘉宾我看了，不过当时的机位切换不好，他讲了一大半了，还不给个镜头，惟见两个主持人侧向他的位置点头做领悟状。

记得以前做过的一篇阅读理解，大意讲的就是美国高中的课本，历史书往往是被借了又借，各处都有圈圈划划，显得破破烂烂，与之相比的数学书则无人问津，无人爱看更无人讨论。不论何种民族，人总会有听故事和传奇的喜好，据说已在脑科学上得到证明。

我算是一个文科修养比较好的理科生。中学时犹为得意的事情有二，一是考政经类的问答题时感觉很好，经常因为语言组织地好而被表扬；二是古今中外各类文学名著宗师大家，读过的有十之一二，略解的能有十之七八。我们学校史上就重理轻文，翻翻光荣的校友簿，两院院士有很多，文人里却唯有吕叔湘和钱穆两位。到了高考时代，理科上的师资又比文科强不少，却不妨碍理科生们的闲情逸致，我们那三届文章公认写到光华灿烂无比的，就是数学实验班的一个女生。接手我高三的班主任教语文，是一个粗俗武断的半老太太，是文革上来的那批人，习惯于向人展示她小市民的狡黠，习惯于痕迹太深的动感情。接手我们数学的是一位年纪相仿的老师，我非常喜欢她清晰严明的思路，无关痛痒的细节她从来不刁难别人，但有公子哥不做作业却赖称忘在家里这样的事时，她可以不顾情面严正训斥，而不是像那个班主任一样软绵绵。数学老师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一个沉静的、本分的，能尽力做好本职工作的人，而不是像语文老师那样，好论断、好发脾气，试图用激烈的感情带动别人，却往往徒劳无益。

上大学的第一个教师节，我给数学老师发了条祝贺短信。我理都没理过我们那个班主任。真正的尊敬永远是埋在心里的，恰当的时候它才会迸发出来，而不是那些嘴上强调的东西。爱也一样。

在我们这样的大学里能受到人文陶冶是非常难的，馆藏可怜的图书馆里，在中文文学类条目下，居然有六分之一的书属于包装香艳的网络言情读物。一个有头脑的初中女生恐怕也不会拿起的书，却放在大学的图书馆里供人消磨时间。今天在课上听说图书馆馆长被判刑了，判刑的理由不外乎众所周知的那几条。听到消息我倒并不觉得吃惊，由图书馆那穷酸样就可想而知了。

易老师的课上隔靴搔痒的提到了他的批判倾向遭致非议。最近华东政法大学俩女生向公安部门举报老师是“反革命”，同样的，也曾有学生觉得易老师的观点无法接受，觉得他这样的人怎么还能继续在学校里教书。他也提到了体育人的保守、以及这个大学的“不讲理”，没有开放的思维和辩论传统。到底是文人的快意恩仇，有些很有性格的话在这个看似光鲜实际沉闷的校园里还是很稀有的。

对于“批判”的问题。批判习惯肯定是好的，“异议是爱国的最高的形式”，没有不满就不会有进步。只是东西文化不同，对这类问题的处理也不一样。批判往往与带有敌意的措辞相联系（哪怕这类措辞的本意是为了促进进步，但的确能带来不快）并易引起愤怒情绪。在我们的《情绪心理学》（孟昭兰，2005）课本上有这样精简的描述：“西方和非西方文化特征的差异一般认为是独立和相互依赖这两种自我的差异。西方文化强调独立自我，鼓励个体把独特性、自我表现、直接的沟通、个人目标的实现归因与内部；而东方文化强调互相依赖自我，鼓励个体致力于适应，占据适当的位置，间接沟通，参与促进他人的目标和适当的社会行动。对于愤怒的表达，在重视自我独立性的文化中是相当普遍的，而在相互依赖文化中，认为愤怒的表达是损害社会和谐，是机能失调，甚至是危险的。”

我们自己文化里这种现象很容易理解，而且长年累月的政治磨砺，单一的价值灌输，我们习惯于保持哪怕是表面上的高度统一，从小我们就知道，做一个异端的代价是非常大的。不过这样带来的后果也很有趣：善良隐忍的中国人民往往不是最好的顺民就是最凶恶的暴民。

习惯批评者不满于我们的文化环境，就怀着吸收先进的眼光看待那些更成熟更合理的模式，比如我在这本《军事心理学手册》（Reuven Gal & A. David Mangelsdorff，2004）里读到有关文化背景的论述：“英国人不像苏联人，他们不受制于任何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或改造世界的欲望，如俄国人1917年做的那样。许多国家发现很难理解这一点，即英国人的性格使得他们在面对内部分歧时具有最宽松的自由度，他们对容忍、正义、支持失败者（support for the underdog）和言论自由十分尊敬。只要不威胁使用暴力，人们可以容忍极端观点。他们对自由和民主有强烈的信仰。”

做这样一个对比就很明显了，不因言获罪是他们的传统，烙进了他们的价值观里。但我们还不行，说皇帝坏话是要杀头的。我们更加敏感。

更何况，我一直觉得我们的体育圈是不需要思想的，它部分的被政治绑架，因此需要技术上和硬件上的资金支持以获得顶尖成绩；它部分的被赋予娱乐和消费功能，所以在体育运动中人们放下日常冗务，投入游戏，不再忙于追寻意义。

身为一个“天生的体育人”，却习惯于批判，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悖论。不知道这能不能算作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换成我，和你说不清，绝不会再说，大家清净。何况空谈误国，个人经验有时哪怕再丰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面前一比，实在太渺小了。笛卡尔说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看清自己身边的小池塘已属不易，这浩浩荡荡60亿芦苇的大池塘，又岂是简单的几句结论就能说尽的。《西厢记》里有叹曰：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

有些时候，也许更为重要的也是更有价值的，是如何正确的做，而不只是指出错误。前者更为艰难，也更有建设性。